印度留学生亲口承认：我们在中国不受欢迎，问题出在自己身上

小焕说事，欢迎您来观看。 “你们这些印度人到底什么时候搬走？整栋楼都是你们的咖喱味，我们楼里住的是人，不是香料市场！” 这话刺耳，像一把锯子从木质扶手椅上划过去。我站在302门口，脚边是一袋刚买的青菜，菜叶还沾着水。老周的声音从四楼传到三楼，震得楼道里感应灯亮了三盏。我抬头往上看，402的门半敞着，拉杰站在门内，手里攥着一把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拖把，水正顺着拖把头一滴滴落到门口的鞋垫上。 “周叔，我们已经在通风了。”拉杰的中文带着很重的口音，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费劲地挤出来，“我们做了香薰，还有排风扇——” “通什么风！你闻闻，你闻闻！整栋楼都是这个味道，我孙女的校服上都是，老师问家里是不是开饭店的！”老周越说越气，声音拔高了几度。他那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外套敞着前襟，露出里面贴身穿的白背心，脖子上暴起几根青筋。 我拎起地上的菜，关上自家门。老周是这栋楼的老住户了，退休前在钢铁厂干了三十年的炉前工，脾气和当年的高炉一样，热得发烫，一点就着。拉杰和他的两个同学是今年三月初搬进来的，三个月时间，楼道里关于他们的议论从没断过。烧烤味、深夜进出、外卖堆在门口，再加上前些天发生的那件事。 我走到四楼时，老周还在门口站着，像一堵灰色的墙。拉杰的身后，阿南德和苏哈斯站在客厅沙发边，手里的课本还翻开着，眼神像被忽然冻住了，谁也不敢出声。 “好了老周，”我站在他们之间，“有什么事慢慢说，这大中午的，别吵着其他家午休。” “李姐，你来得正好。”老周转过头来看我，“你是这栋楼的楼长，你说说，这房子是你帮忙租的，当初你把人领进来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说都是大学生，学材料的，来中国进修一年。这倒好，一年不到，整栋楼跟着遭殃。” 老周的话像一根针，扎进我的神经里。他说的没错，这房子是我帮他们找的。我丈夫走得早，家里除了退休金，就靠这老楼里的三套小房子收租金过日子。402原本是我婆婆留下的，自从婆婆走后一直空着。去年年底，我通过社区的留学生服务中心把402挂了出去，当时对接的就是拉杰他们三个人。 “老周，他们房租没少交，也没在楼道里打架斗殴。”我说。 “没打架？上个月那个印度人喝醉了在楼下草坪上吐得到处都是，物业拍了照贴到公告栏，整栋楼跟着丢人！我孙子才上小学二年级，回来问我什么叫‘老外’，我怎么说？” 拉杰的手一直攥着拖把，指关节发白。他比阿南德和苏哈斯都要高半个头，但站在老周面前，他的背是弯的，肩膀是收的，像一只弓着身子的小兽。我注意到他的脚边，那双黑色的塑料拖鞋前头沾了一块褐色的酱汁，已经干成了硬壳。 “周叔，那件事我们道过歉了。”拉杰的语速很慢，声音压在嗓子眼里，“米陶喝多了，他从没喝过那么多白酒。我们跟物业解释过，也扫了草坪。” “说得好听。”老周背过手去，声音沉下来，“你们知道这楼里住了多少老人和孩子吗？你们白天不来上课，晚上一两点还在做饭，剁东西，椅子在地上拖来拖去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有用吗？” 楼道里安静下来，连空气都变得稠密。我站在四楼和三楼之间的拐角，手里的菜袋子已经被指头勒出了两道红印。老周的话不全是冤枉。这些事我知道，楼里其他住户也跟我反映过。我在中间调停过很多次，每一次拉杰都认真答应，每一次也都有所收敛，可是习惯这个事情，改起来比想象中的慢很多。 “老周，孩子也不容易，大老远来中国读书。”我听见自己说出这句话时，尾音有些发颤。我抬眼看拉杰，他的眼睛里闪着某种说不清的光，像深夜里隔着玻璃看到的远灯。 “他们不容易，我们就容易了？”老周说完，重重地吐了一口气，鞋底在门口的水泥地上拧了一下，转身往自己家走。快走到403门口时，他又回过头来，用不大不小、但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你们最好自己想想，再这么下去，这楼里是容不下你们的。” 防盗门“嘭”地一声关上了。那声音像把什么从半空中砸到了地上。拉杰的肩膀轻轻抖了一下，阿南德往后退了一步，后腰撞在茶几角上，他疼得吸了口气，但没出声。 我没有立即走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拉杰终于抬起头来，看向我。他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最终他说了一句：“李阿姨，对不起，又麻烦您了。” 我摆摆手，说了一句“进去吧”，就转身往楼下走。我走到三楼自己家门口时，还能听到402的门轻轻合上的声音，轻得像一声叹息。 坐在客厅里，那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藤椅发出吱呀的声响。我把青菜放进水槽里，拧开水龙头。水声哗哗的，像要把刚才那些话都冲走。窗外的梧桐树影投在瓷砖地面上，一动一动的。 其实拉杰不是坏人。他每个月一号准时把房租转给我，从没迟过一天。有时候在楼道里碰到我买菜回来，会伸手帮我提东西，哪怕我推辞，他也会默默接过我手里的袋子送到三楼门口。还有一回，我晚上胃疼得厉害，正好碰上拉杰从学校回来，他二话不说跑了两条街去24小时药店给我买药，回来时额头上全是汗。他递药给我的时候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李阿姨，您吃吃看，如果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。” 这些